老外究竟多了解三国？从《三国：全战》说开去

发布时间：2018-01-26 10:07 来源：游民星空 编辑：库玛丽

近代：要么将三国忽略，要么切入点异常清奇

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近代。虽说1840年、列强打开中国的大门后，除了部分语言和地理障碍之外，西方了解中国历史——当然还有三国史——的障碍已经荡然无存。然而，在对中国的研究中，三国一直处在边缘的地位。具体而言，虽说此时许多汉学家和历史作者，都清楚它在中国人心中的意义，但他们极少为此撰写专著，对三国研究的透彻程度完全不如汉、唐、明、清，甚至是上古时代，同时，在叙述过程中，他们只会把握住历史的整体脉络，并加入许多主观的视角和观点。

勒内·格鲁塞，历史系的同学对这位作者应当不会陌生

这里仅举两个例子，其中一个例子来自勒内·格鲁塞的《中国简史》一书。说到勒内·格鲁塞，但凡历史专业的学生都会耳熟能详，因为作为20世纪上半叶西方最著名的亚洲研究者，他的《草原帝国》总会出现在基础必读书单里。

这里，我们截取了《中国简史》中对刘备的描述：

“与此同时，第三位觊觎者刘备出现了，他是个出身高贵的人，是汉朝的一位亲王之后，但他来自这个家族中一个年幼的分支……眼见得堂侄——洛阳城里那位无能的皇帝——如此堕落，竟成了曹操手中的傀儡，刘备感觉自己皇室的血液在血管里奔涌，他找到了三位举世无双的同伴来帮助自己。

第一位是关羽，他在民间宗教中被奉为战神。第二位是张飞，他是个出身卑微的人(他是个屠夫)，以无所畏惧的精神闻名当世，他和关羽都把自己的性命交给了主公。最后一位是诸葛亮，他既是一位勇士也是一位外交家，他放弃了自己的田地，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了觊觎者刘备的事业中，成了后者的首席顾问。事实上，正是听从了诸葛亮的忠告，刘备才选择了四川，在那里，他最终建立了自己的权威。”

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，虽然此人著述颇丰，但对三国时代，他只对《牟子理惑论》进行了深入研究

毫不奇怪，这段描述和我们所知的三国史存在不少差异，其中有许多西方式的思维。另外，如前所述，另外一些学者，将目光放在了中国的思想史(如宗教和哲学)上，这也使得他们对三国的关注点显得异常清奇。其中一个有趣的例子，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，由于有从敦煌藏经洞取走的数千卷文书，他手头的“干货”甚至超过了一些中国的学术大师，不过，他的聚焦点却没有放在三国时代，对于这个时期，他只对一本书——《牟子理惑论》产生了兴趣。

位于今天广西梧州市的牟子像，这位在三国正史中默默无闻的人物，在国外却得到了一些汉学家的关注

牟子名叫牟融，这位几乎未在任何三国游戏中登场的人物，思想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显著一笔。他生活在东汉末年的交趾，即今天的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，这里也是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地区之一。面对战乱，他很快大彻大悟，并利用佛教思想写成了《牟子理惑论》。一般认为，它也是中国本土诞生的、最早的佛教理论书籍。

成书于汉末三国时代的《牟子理惑论》，它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本土佛教理论书籍

《牟子理惑论》虽然未见于三国正史，但由于充当了中国佛教史上的关键一环，它意外地成了伯希和关注的对象。在专著中，伯希和向读者介绍了牟子活动的时代——换句话说，他实际是以《牟子理惑论》为切口，在国外对三国时期做了一定的科普。另外，同期还有一些汉学家将目光对准了类似的人物，比如蜀汉后期的谯周，以及活跃在北方的仲长统，虽然这些人物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只是配角，但思想却影响相对深远——总而言之，到这个阶段，一些海外研究者已经开始对三国进行深挖，但其范围和角度和我们希望的实际大有区别。

另外，在这个时期，另一件值得一提的大事，是《三国演义》出现了英文版。按照记录，最早从事这项工作的，是一名叫约翰·斯蒂尔(John G. Steele)的传教士，他只翻译了一些片段，其目的则非常单纯，这就是在教会学校中，用它来充当学生练习英语的教材。而在民国时期，随着东西方接触频繁，一些更完整的章节也逐渐问世，其中，在1925年，一名叫查尔斯·布雷维特-泰勒(Charles Henry Brewitt-Taylor，他的中文名字是“邓罗”)的英国人完成了《三国演义》的全文翻译，并将其交给了位于上海租界的“别发印书馆”出版。

布雷维特-泰勒，他最早把《三国演义》译成英文

作为中国海关的长期雇员，布雷维特-泰勒有很深的中文造诣，之前曾把许多唐诗翻译成了英文，但他的《三国演义》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：一方面，这固然是因为中国的国际地位低下，导致中文作品常常被外国人忽视;另一方面，虽然整个译本中规中矩，但布雷维特-泰勒却忘记了一件事：增加必要的解说和地图。结果，读者一见到其中的地名和人名，就感觉不知所谓。这部英文版《三国演义》的印量极为有限，只有少数漂洋过海，保存在了各国的大型图书馆。

《三国演义》的英文版，其中中央的正是关羽——外国人最熟悉的三国武将

这种冷清的局面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，一般来说，在当年，虽然总有外国人知道“关羽”是亚洲人崇拜的神明，也可能知道“三国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，但他们的了解也基本仅限于此而已。甚至在一些有影响力的著作中，都很难把这个时期说清，比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《全球通史》之前一个版本中，更是错误地写道：在阿提拉入侵罗马的同时，匈奴人也消灭了极度依赖雇佣军的汉帝国。至于要让普通外国人真正了解三国，还是要等到日本人开发的各种电子游戏问世。

真正的推手：三国游戏

和三国文化在欧美遇冷不同，日本人始终对这一题材保持着极大的关注。在《三国演义》风靡中国的时候，它也传到了日本，并很快成了深受喜爱的作品。在日本战国时期，已经有很多武士将阅读《三国》当做一种消遣，还有一些甚至把它当做了军事战略的指南，例如：在三方原之战中，德川家康便效法诸葛亮的空城计，骗过了武田信玄。这种热潮经过江户幕府、明治维新，一直延续到了二战结束后，此时的《三国演义》在日本可谓家喻户晓，也正是因此，它也成了许多作者和艺术家关注的焦点。

江户时期，日本人画家绘制的三国题材浮世绘

早在一个多世纪前，日本画家和工匠便制作了大量《三国》题材的花牌和浮世绘，这些作品的诞生也间接表明，日本社会对三国题材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。另外，对于新兴的电子游戏产业，在1980年代中叶的日本，它也刚好迎来了一个拐点。之前，“雅达利危机”的泡沫破碎，各个开发商都在思考：在前一个浮躁的大时代结束后，他们该怎么从废土中突围。

在处在十字路口的厂商中，就包括了后来大名鼎鼎的光荣，之前，该工作室完全是依靠成人游戏起家，但攒够第一桶金之后，他们很快就开始思考如何树立品牌的问题。

不管你管它叫光荣还是暗荣，它在传播三国文化上，都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

最终，光荣的管理层做出了一个决定，转向偏硬核、严肃向的题材。这一思路催生了《三国志》系列——因为当时，他们不仅看到了日本市场对三国题材产品的追捧，同时也看到了当时的游戏市场上，还没有一款真正的、制作精良的战略类游戏。如果能在此时率先有所动作，那么，光荣很有可能在未来长期独占这个市场。正是基于这一点，他们向该项目倾注了极大的人力和精力。

事实上，甚至以今天的观点看，《三国志1》的制作都十分考究。其中基本涵盖了三国时代内政外交的具备各种元素，各个城池的相对位置也没有大的差错。另外，更加难得的是其中大部分人物都有专门的肖像，为绘制这些肖像，制作人大量参考了中国明清的三国人物白描绣像、民国时期香烟烟标，还有当年中国出版的各种三国连环画——其形象和神态都很符合当时人们对这些人物的认识。

《三国志1》英文版的开场界面

由于精良的制作，《三国志》在1985年12月13日上市后，立刻在日本引发了热潮。后来，利用这个IP，光荣连续出品了10多部正传和衍生品，直到今天都是该厂的顶梁柱。当然，光荣也并没有满足于本土，毕竟，当时北美才是全球最大的游戏市场，其背后也蕴藏着无限的商机。

然而，将《三国志》推向海外时，整个过程却一波三折，公司内部一些人士认为：此举可能得不偿失。正如我们所知，《三国》题材在海外实际相当冷门，另一方面，游戏对翻译的要求也相当之高——以1980年代的标准，其文本量可谓相当巨大，而且只有同时了解中文和日语的译者才能胜任。正是因此，其英文化的过程相当漫长，甚至接近了游戏的开发时间：直到1988年6月，《三国志》的英文版才正式登陆北美。

比尔·斯瓦茨，这是他摄于10年前的照片，他当年主导了《三国志》的英文化，但也留下了不少问题

当时，接手这项工作的美国人比尔·斯瓦茨(Bill Swartz)。针对许多问题，他和厂方爆发了多次争论。因为斯瓦茨只是粗通中文和日语，这导致许多翻译未能达到厂方要求的标准，期间，他还试图让一些概念“本土化”——但这更招致了致力于让作品保持原汁原味的、光荣方面的抗议。最终，因为翻译成本实在太高，再加上对游戏销量期望有限，为保证最大利润，光荣最终把在《三国志》在海外的售价定在了69.95美元，远远高于当时游戏的平均售价。

《三国志》当年在美国的售价是69.99美元，价位无疑偏高，它也间接反映了厂商的有限期待和其英化背后的高昂成本

不过，即使翻译工作旷日持久，但是《三国志1》的英文版还是出现了许多错误，比如说，它把“赤壁之战(The Battle of Red Cliffs)”翻译成了“红墙之战(The Battle of Red Wall)”。再比如曹操的谋士荀彧，其中则翻译成了“苟彧(Gou Yu)”……如此等等。另外一个问题，是其中缺乏对故事背景的介绍，由于磁盘容量等条件限制，在《三国志1》诞生的年代，诸如过场动画等叙事环节实际非常稀少——结果，大部分欧美玩家在接触到本作时，内心都是一团雾水的。